印象里，中山大学里的男生宿舍似乎不设舍监，或虽设了而舍监根本不履行职务因此没给留下什么印象。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女宿舍的舍监，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无疑是个特务。
头一次听说到她，是在1947年“5．31”我们在广州游行示威挨打后的第二天一大早，市里来了几卡车军警分别到老师和学生宿舍里按黑名单的住房号码抓人。在女生宿舍里，负责带路的就是这位舍监。总共抓去多少人我记不得了，记得的是吴大姐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漏了网那惊险一幕。
当军警冲进女生宿舍来抓人的时候，机警的吴大姐知道她肯定在黑名单里，于是马上起床奔入隔壁房间，在另一个女同学的床上躺下来装病。那时人心齐，同学们当然极力掩护她。军警和女舍监按房号一间房一间房地找人抓人，终于来到吴大姐躺的这间房了。吴大姐侧身睡着，不起来。女舍监当然认识她，过去问：
“不舒服？”
“嗯。”
这时，只要女舍监说这就是隔壁找不到的那位吴××，军警会马上把吴大姐抓走。可是，也许是不敢在众人面前做得太过分，也许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人性起了作用，女舍监无声地带着军警到第二间房间去找人了。吴大姐马上奔到另外一间已搜查过的房间去，于是脱险。
也许是受吴大姐这番举措的启发，从上头传达下来说，下次敌人抓人，不要都呆在房里坐等。如果都冲出来，上了黑名单的人混在人群中，拿着黑名单的敌人一个也抓不着。根据敌人一般都在拂晓前抓人的规律，大家还商量决定：排名单轮流值班，每晚都有人在宿舍天台上放哨。一发现敌人进校门就打脸盆，各楼跟着彼此呼应，全体同学都集中到楼下院子里，弄得敌人老鼠拖乌龟——无处下手。
从此，我们有更多的集体活动。每天早晨，我们或跑步，或练单双杠，或投篮，一方面是增强体质，一方面也是我们估计敌人（特别是特务）害怕孤立，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抓人。
这天，我们几个男女同学正在玩投篮。女舍监也来了。此人30来岁，没有电影里女特务那种妖冶，穿着比一些女同学还要朴素。她同几位女同学点点头，然后不请自来地参加我们的投篮活动。大概她这是来“深入群众做政治工作”吧，但却惹得我们老大不高兴。
记不得是谁了，反正是一位男生，趁着女舍监站在篮底背向我们的机会，狠狠地把篮球往她身上扔去。
对于这一手，不仅是她，就连我也毫无思想准备。我们你看我、我看你地用眼睛问：该会招来什么后果呢？
女舍监回头看了看，连一丝生气的样子都没有，坚持着再投了几个篮，没趣地走了。
我们哈哈大笑。谁也没有表扬、没有批评那位恶作剧者；那时的我们，听见特务两个字就恨得牙痒痒地想马上冲上去揍他一顿。
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还可以采取别的做法呢？这种人是否就一点争取过来的可能都没有呢？她不曾当面指出吴大姐，使吴大姐逃脱了大逮捕，不算功，最少也说明她不肯被人认为是敌人吧？
那时，何止那时，是不准有这种想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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